鼎配配资 “十五五”时期，上海如何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工作，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紧密衔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细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适应地方治理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方面不断探索，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
比如，强化“五个中心”建设立法保障。强化国际经济中心建设法治保障，引导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治保障，加快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高水平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优化跨境金融、离岸金融等服务；强化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法治保障，助力提升贸易枢纽功能，持续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强化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法治保障，拓展航运枢纽功能，加快建设海港、空港、邮轮港和航运集疏运体系，支持基地航司打造超级承运人，积极培育邮轮经济产业链；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法治保障，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技术要素估值定价机制，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又如，加强人民城市建设立法。10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首批四个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即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和甘肃省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自此，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一种全新的、立足基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民主立法形式应运而生，在实践中逐渐迸发出强大活力。10年来，上海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不断畅通听民意、察民情、聚民智的“直通车”，建成36个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5700个人大代表“家站点”、1280多个政协委员“站室点”、1100个人民建议征集点，累计收到群众建议35万件。在此基础上，城市更新条例聚焦“旧住房更新收尾难、产业用地低效”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制度创新；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对滨水空间全时段开放、沿岸企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参与共治等重点问题作出科学规定；养老服务条例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出刚性要求，明确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内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明确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加大充电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对电动自行车“拼加改”和违规停放充电的综合治理。
再如，加大浦东新区法规立法创新力度。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不搞“观赏性”变通，着重解决改革攻坚中的堵点、痛点问题。制定《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创新专利快速预审机制，落实“实施更大力度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要求，提高上位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上限，创新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促进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建设规定》围绕研发、临床、生产制造到上市应用的全链条，提出生物医药产业系列改革创新安排，如适度变通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和研发用物品出入境制度、优化药品生产企业委托生产制度等；《优化揭榜挂帅机制规定》遵循“英雄不问出处”“看能力、不唯资历”的要求，推动浦东依法设立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优化科技领域财政经费管理机制，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源头，是衡量城市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十五五”时期，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关于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新定位、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落实规划和计划。一方面，锚定“五个中心” “四大功能”，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促进乡村振兴、推进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等立法项目列入计划。另一方面，科学编制和落实重点领域立法项目，将优化营商环境的立法项目纳入立法规划和计划并严格落实，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项目纳入立法规划和计划作为重点立法任务，并紧扣国家对浦东、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先行先试平台的部署要求，将推进制度性开放措施落到实处。
二是统筹立改废释。“十五五”时期，应“清理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模糊性兜底条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可建立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常态化评估清理机制，对其中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废止。
三是科技赋能立法。科技赋能立法是提升立法质量、效率和响应能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社会问题、预测立法需求、评估法规影响，并使立法过程更加开放、透明和包容。“十五五”时期，应用好立法智能辅助系统，在“一网通办”平台推动立法公开和参与，在“随申办”上发起问卷调查，开展线上听证会，收集市民对立法项目的意见建议。
四是加强创新引领。在改革开放方面作出创新性、试验性、先行性的规定，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真正承担起立法试验田的责任和使命，为全国的改革发展积累经验。同时，遵循宪法规定、遵循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相关上位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作出稳妥审慎的适度变通，承担好为改革创新试制度、探新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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